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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豆豆，是林彪和叶群的唯一的女儿。豆豆本是她的小名，林豆豆是她发表文章时的署名，她正式的名字叫林立衡。对林豆豆而言，人生最辉煌、也最苦难，最舒畅、也最幽暗，最得志、也最落魄，最年轻、也最苍凉的时期，是在《空军报》的十年。林豆豆与《空军报》，成了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和值得研究的“现象”。
走出“帅府”
1944年8月，林豆豆生于延安。因为林彪从小时候起，就喜欢吃炒黄豆，对黄豆有特殊感情，因此女儿降生后，就以“豆豆”做女儿的乳名。
从顺序上讲，林豆豆是林彪的第二个女儿。林彪的大女儿叫林晓霖，是林彪和张梅所生。林彪在苏联养伤期间，和张梅因性格不合而分手，张梅和女儿林晓霖便留在了苏联。林豆豆是林彪回国后和叶群结婚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且跟着林彪、叶群转战南北，担惊受怕，因此林彪对聪明伶俐的豆豆，关怀备至、疼爱有加。
1962年，林豆豆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因为身体不好，请假多，功课就吃力了。喜欢文学和写作的她便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还是因为身体健康上的原因，主要是和母亲叶群关系紧张，精神受了刺激，学习时断时续。两年后，由于上课过少，难以继续就读，便中断了学业，在家养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她提出参加工作，得到父母同意，这才来到了空军报社。
林豆豆到空军报社工作，并非率性而为，而是有其深层考虑和内在依据的。
在考入大学之前，林豆豆在《解放军文艺》1962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文章《董叔叔》。这篇散文取材新鲜，内容独具特色，一时好评如潮。实事求是地讲，一般人是不具备写作条件的，加之杂志社又请名家做了较大加工润色，因此它引起关注和好评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林豆豆的初稿基础是不错的，立意、感情、结构和文笔，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林豆豆喜欢写作，这一年高考作文题目是从“谈不怕鬼”和“雨后”中任选一题。参加高考的林豆豆选了“雨后”，具体内容是描写“雨后扬州”，得了高分。
林豆豆由喜欢写作，进而喜欢上了做新闻工作。按说，她那样的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帅府”千金、林副主席的掌上明珠，还不是想上哪儿上哪儿，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比空军报社大一些的新闻单位。但是，她别处不去，却来到了空军报社。为什么？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父母林彪、叶群，肯定考虑到了当时空军的声誉以及空军主要领导人都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这个重要因素。
林豆豆来空军报社工作，是经过刘亚楼、吴法宪安排的。1964年10月底刘亚楼确诊患肝癌后，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1965年春节过后，刘亚楼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到上海去一下。不久前刚去上海看过刘亚楼的吴法宪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没想到进了病房之后，刘亚楼告诉他：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已经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实际未毕业），叶群的意见，想把她放到空军报社当记者，想问一下他的意见。吴法宪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刘亚楼的意见。第二天，吴法宪就回到北京，把林豆豆安排进了空军报社。
林豆豆到空军报社参加工作，专门同父母研究过改名的事。她曾选择过三四个名字，最终选择了“林立衡”这个名字。林立衡这个名字是林彪给取的，也有讲究：“立”是立场，“衡”是均衡。意谓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在德、智、体三方面均衡发展。否则将来做事可能一事无成。在空军报社内部，同志们正式场合尤其当面提起她，不称“豆豆”，也不称“林豆豆”，而是称“立衡同志”。
特殊的编辑
1965年3月的一天，空军报社社长朱鸿和副社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喆勤，领着一名姑娘来到报社。当时，陪同的还有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的一名秘书。这名姑娘便是林豆豆。
林豆豆的到来，使空军报社的同志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三天前，报社的领导已经给大家传达过林豆豆要来报社工作的事。在向全体人员传达之前，还首先召开了党支委扩大会，传达空军政委吴法宪的重要指示。
吴法宪的指示要点是：豆豆同志到空军报社工作，这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最大信任，更是对空军报社的最大信任；这是空军的最大光荣，也是空军报社的最大光荣。豆豆同志是在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叶群是林办主任）的亲手培养下长大的，思想水平很高，作风也很好。所以，你们报社的同志都要向她学习。向她学习好思想好作风，就是学习林副主席的好思想好作风。吴法宪还特别交代：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把孩子交给我们空军培养，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定要认真负责，一定要让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放心、满意。
党支委扩大会上，大多数同志都怀着受宠若惊、如履薄冰的复杂心情表了态，言辞不约而同，如出一辙：“这是最大的光荣”“这是最大的信任”“感到压力很大”“害怕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等等。也有少数同志对这样近乎肉麻的表态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尽管林豆豆是党的副主席的女儿，也不必如此特殊相看，这样的表态只能把事情弄得庸俗化，于是保持了沉默。
最后，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韩喆勤对支委、报社文化处副主编林毅说：“林毅同志，你怎么不发言？你也谈谈吧。”生性耿直的林毅只说了一句话：“好话都叫你们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林毅的话一出口，就像当头泼了一瓢冷水，热腾腾的会议室里顿时冷却下来。人们原本兴奋的脸色凝固得表情木然了，半晌无人接上话茬。
林毅对会议吹捧的发言心里有气，因为他有比较。在此之前，他所在的文化处，已有陈小征（外交部大使陈志方之女）当编辑。在军事处，已有杨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长女）当编辑。对她们二人并没有什么吹捧，大家也不当特殊人物看待。尤其是杨毅，留着齐耳短发，像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按时上班，埋头工作，不大言语。工作中虚心听取老同志的指点，群众关系很融洽。林毅亲眼看到，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一天上午曾到报社看望杨毅，也没有什么特殊。当时李讷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军衣，脚上穿着解放鞋，肩挎一个军用挎包，也留着短发，形象十分朴素，就像普通通讯员来访一样。怎么到了林豆豆这里，一切都变了呢？
为了安排林豆豆的工作，报社领导颇费心思。最后，尊重林豆豆本人的意见，到报社文化处工作，原因是这个处负责编《空中哨兵》文艺副刊，这正符合林豆豆喜欢文学的口味。
到了文化处，领导又指定林毅副主编具体负责帮带她，当时文化处没有主编，林毅主持处里工作。
林毅对于帮带林豆豆，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的。
当时，台湾海峡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嚷要“反攻大陆”，解放军加强东南沿海的战备，全军都进行战备教育。为配合形势任务，空军报社文化处决定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战鼓集》专栏，内容是介绍空军在抗美援朝和东南沿海作战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典型战例，意在激励部队发扬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随时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军事阴谋。稿件都是从已经发表过的战斗报道中选择，只要压缩篇幅，重新编辑一下即可，并不费事。林毅经过请示社领导同意，将这个编辑任务交给了林豆豆。
林豆豆很乐意接受这项编辑任务，并谦虚地表示：我没有编辑工作经验，希望领导多指点，多帮助。林豆豆说的是心里话，也是实情。她既没有编辑工作经验，又不熟悉部队情况，让她独立编稿自然勉为其难。所以，她编出的每一篇稿件，都要经过林毅替她重新编辑一下，且每篇都及时安排见报。这对她也是一个鼓励。她很看重自己的工作成果，刊登在《战鼓集》专栏上的每篇文章，她都悉心收存。
林豆豆没有大学文凭，文学修养不足，身体健康状况又时好时差，因此编稿、写稿都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好在她态度端正，为人谦和，领导照顾她，同志们尊重她，一段时间，特殊归特殊、神秘归神秘，同志们对她的工作也还是认可的。
平心而论，从林豆豆对同志们的态度看，她并非不想同大家打成一片，做普通一兵。但是，她的家庭背景和空军领导人的“特殊”观念，再加上报社某些领导出于私心杂念的“层层加码”，使她与大家被一道无形的“玻璃墙”隔离开来，她可以说身不由己，不变也得变，不脱离群众也得脱离群众了。
她上下班是保密的，而且行动并不自由。她家住北京西四的毛家湾，从家里到公主坟的空军大院，乘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但她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乘公交车上下班，而是由一辆高级轿车接送。而且，她要在严密的保卫之下来去。空政保卫部警卫处副处长杨森，专门负责她的安全警卫工作。她要到空军报社上班时，先电话通知杨森，杨森便马上跑到空军大院东侧的京西宾馆门前迎候。她的车一到，人下车，由杨森陪同进入空军大院，再进入位于主楼四层的空军报社，当面交给报社领导。她若要下班，报社有人预先通知杨森，于是杨森便预先来到报社等候，然后陪同她到京西宾馆去上车。她的上下班时间同大家是错开的，推迟半小时上班，提前半小时下班。有时中午到食堂就餐，都有专人陪同，且她戴个大口罩。在办公室，即使具体帮带她的副主编，对她也只谈工作，不扯闲篇。她和他也从来没有闲聊一回。因为领导上有要求，除工作上的事情之外，不要同她谈别的事情。所以，报社以外的人是很难一识其庐山真面目的。即使是报社之内的人，对她的了解也只停留在表面上。
林豆豆的行动，除了报社副社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喆勤，其他人都不得与闻，也不准打听。她上班没有规律，有时来，有时不来，有时一连数天都来，有时又一连数天不来。她今天来了，明天还来不来，负责帮带她的林毅都不得而知，也不便问，她也从来不说。因为她来去没有准头，交给她的编稿任务，也就无法知道她能否准时完成。而报纸是要准时定量供稿的，为了不影响正常出版雅安股票配资，林毅只好自己编好几篇存在抽斗内，一旦她负责编的稿子没有按时交上来，便拿出自己编的一篇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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